郭玲告诉南都·湾财社记者，“最离谱的是，门店排课越来越少的时候，还有私教向其他学员兜售办卡。问题是，现在不是一家门店没有课，

　　郭玲所投诉的健身机构梵羽瑜伽，被誉为“华南地区最大的瑜伽品牌”，据官方资料其在全国有超过150家门店。

　　本想塑形、放松身体，郭玲怎么样都没有想到，千挑万选的连锁瑜伽馆，最后竟然以突然倒闭、欠费不退的形式告终。她曾经看到过健身机构跑路的新闻，但最后发生在自己身上，郭玲觉得震惊又生气。

　　郭玲告诉南都·湾财社记者，今年6月12日其得知门店停课，但自己还有一半的私教课程没有上完。她称，不少消费者卡内余额在万元以上，她只是维权群体中的小小一员，她所在的维权群现在有400人——

　　“这里的消费者最高有余额超过6万的，按照平均每个人欠个一万元来计算，算下来金额也起码有400万了吧。”

　　按照郭玲的说法，目前群内很多人都已经向地方公安报警，深圳龙华还因此成立了专案组。但截至目前仍然没有收到最新的解决方案，“至于梵羽瑜伽是从来都没人出面联系我们”。

　　不过，“梵羽国际瑜伽”公众号7月16日晚发布了致歉声明亚盈体育。声明称，由于企业决策失误，导致经营不善，梵羽大量门店关闭或停课或被转出。声明提到，如果不经营，资本即使到了门口也进不来，如果经营，又会遭大家围堵，梵羽瑜伽称这是一个死循环，大家都困在这个死循环里，“待后续经营启动起来，待资方融入，我们将会在第一时间为大家结清债务”。

　　在更早的7月13日，梵羽瑜伽曾发布复课通知，提出“接受门店会员及其他卡项兑换教培卡”，并强调最高可抵扣70%，需要缴纳30%作为学院用于房租、水电、人工等基础开支。

　　“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人联系我们怎么去退费，所谓的卡内余额以7成抵扣教培课程，还是需要会员再自掏腰包交多3成的钱。但问题是，我们并不想上教培课。”

　　据了解，区别于普通的门店私教课，教培课程主要是为培训后考取瑜伽教师证书。

　　南都·湾财社记者从天眼查提供的数据中发现，2018~2022年这五年里，每年均有超过10万家健身相关企业注册，2021年新增企业注册数达到最多，接近32万家，但2022年新增数量降到约17万家，新增企业数同比减少约一半。

　　据了解，2020-2022年，每年注销的健身相关企业数量也在不断增多，并于2022年超过了当年健身相关企业新增数量。

　　黑猫投诉平台数据则显示，2020年至2023年6月底，在广东地区共有193条投诉内容涉及健身房跑路或倒闭等问题，具体来看，2020年、2021年、2022年及2023年前半年，投诉分别有35、45、81、32条瑜伽常识。

　　虽然有健身机构经营者表示，消费者对预付式消费的模式接受度是比较高的，但若资金断链，预付式消费是否也会成为消费者眼中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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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亲身经历门店跑路后，“预付式消费”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对于像郭玲一样的消费者而言，变成了一个有清晰轮廓的、巨大的消费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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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都·湾财社记者走访多家健身机构，发现健身房对于“办卡”有着极高的需求，会推出“按月付费”、年卡等服务，但有消费者吐槽健身教练推销办卡业务“接近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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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芸也是一位健身爱好人士。她最近在家附近的健身房办了月卡，赠送了体测，体测结果出来后，她称自己被教练PUA了——

　　“我只有91斤，可教练说我肥胖，还有各种关节上的问题，太离谱了”，随后教练一直想让李芸买课，“直到我生气，从此再也没人向我推销。”

　　健身房办卡似乎成了去健身房后绕不开的话题，但办卡也意味着“预付式消费”的开端，其中隐含着消费者对于门店跑路、爆雷的担忧。如何选好健身房，是困扰李芸的难题之一。“关键是距离近、器械充足，不跑路，另外，老板人好也重要瑜伽。”李芸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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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爆雷后，是否能拿回退款，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事情。上海兰迪（广州）律师事务所电商法律部负责人李晓怡告诉南都·湾财社记者，这是维权的一个难点。她表示，机构跑路，实际上商家通过这种行为表明不履行机构跟消费者签署的消费服务合同，已经构成违约，商家除了要承担对应的法律责任，退回没有消费的资金，可能还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李晓怡表示，消费者一般可以 通过民事起诉的方式或是联合几个消费者共同诉讼 ，法院会把同类型、同机构的案子作为一个系列案去处理，但这种情况下，即使消费者拿到了胜诉判决，也很难去执行，因为机构可能没有偿付能力。

　　消费者也可以选择 起诉机构公司对应的股东 ，如果股东没有实缴注册资本，需要在持股比例对应的注册资本范围内承担公司的债务，或者消费者可以找到机构跑路前，机构把资金或者财产低价转让或者赠送给其他人的证据，一并起诉其他人，要求撤销交易或者赠予，让资金回到机构账户，可以偿还消费者。

　　“但是你听下来就会发现，对一个消费者来讲，他去追究这个机构已经很不容易，要求这个消费者还要追究到这个机构对应的股东，甚至说是查询到这个机构有没有免费赠送财产，其实是十分困难的，这也是现实中维权的一个难点。”李晓怡表示。

　　消费者维权的另一个难点就是证据问题。她表示，商家可能会使用电子卡形式，记录服务合同、消费记录、余额信息等，“不排除在爆雷后，这些电子卡里面的数据会被销毁。消费者很难去证明卡里面还剩多少金额，有几次消费记录，也很难去找到线上签署的消费服务合同”。

　　今年5月30日，中国消费者协会曾赴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调研北京市预付式消费监管情况，中国消费者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要进一步加强与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的沟通联系，借鉴各地在预付式消费监管中好的经验做法，共同推动预付式消费监管在国家层面立法，引导预付式消费行业企业规范、健康发展，提升服务质量，提振消费信心。

　　李晓怡称，此前，各地都有出台相关的规定，包括浙江、上海、北京跟甘肃，或者是以单独的文件形式，或者是在消法的适用指引里增加对应的内容。